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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日子跟谁过怎么能一样,跟谁学习肯定也不一样。

跟李白学,怕是要日日醉着醒、醒着醉,把月亮当银币抛着玩,诗是佐餐的酒,癫狂是下酒的菜。跟杜甫学呢,怕是连秋风都要称斤两,茅草都得数根数,墨是安眠的药,家国是枕畔辗转的石头。

要是试着半日太白半日子美,早晨还仰天大笑出门去,想着千金散尽还复来,晌午就堂前扑枣任西邻,盯着屋角蛛网发怔。

这分裂的学法,好比左脚踏青云右足陷泥淖,整个人拧成了麻花。

最后发现,诗仙教你如何挥霍生命,诗圣教你如何收拾残局。

倒成了个矛盾人:既想千金换酒,又默默在袖里数着铜板,望着远山出神时,突然惦记起秋收的谷子可曾晒透。

姥爷说过“择师如择偶”,嫁了杜甫的踏实,又总在深夜里梦见李白的月亮。

如果说森内特的办公室像流动的战场,弥漫着咖啡、酒精和思想的即兴交锋,允许甚至鼓励某种程度的“僭越”与插科打诨。层层叠叠的故纸堆与奇珍异宝在一种宽松的秩序下共生,带着老头漫不经心的个人印记。

那么克里克特的办公室,则像一间是秩序森严的殿堂。绝对直线分割空间,每件器物在无尘的网格中各就其位,整齐的书本代替堆叠的杂乱,连空气都恪守着由她制定的、沉默的韵律。

李乐坐在那张依旧夹裤子的椅子上,一边胡思乱想着,一边瞅着老太太像在垃圾堆里翻捡矿泉水瓶一般翻阅着一本黑色的活页夹,那里面是他从一月到六月,关于伦敦华夏留学生群体身份认同与跨国流动实践的田野笔记、访谈转录、理论札记,以及刚刚发生的那场“指南针风波”的详细记录与初步分析。

克里克特翻到某一页,用指甲在某段文字下划了一道无形的线。终于开口打破了长达十分三十七秒的寂静,“你提到,危机初期,这个基于有限经济利益、人脉关系、同好所维系的实践共同体,其内部认同迅速从共同创业转向风险切割,原有的弱关系纽带在监管压力和道德疑云下开始垮塌。”

“这符合小型社群面临外部威胁时的普遍反应模式。”

说到这儿,老太太话锋一转,“你将后续安德鲁的介入,以及由此可能引入的新资本方,描述为新的规则制定者与资源注入者,并推断这将导致该群体权力结构、互动规则乃至身份认同的系统性重构。这个判断,基于什么?”

李乐嘬了嘬牙花子,在森内特面前,他可以天马行空地畅谈“棋局”与“闲子”,甚至带着几分戏谑的疏离感,可以浪,但在克里克特这里,每一个用词、每一个推断,都必须有坚实的田野证据和理论支撑,容不得半点浪漫化的臆想或模糊的隐喻。

“是基于观察到的几次关键互动,教授。”李乐从公文包里抽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开做了标记的一页。

这是小李厨子为了应付克里克特的严苛所造成的学术PTSD反应,每次会面前,提前预设“战场”,揣摩老太太的找茬挑刺儿的范围,做好应对预案。

“危机爆发后,群体核心成员,比如,韩远征,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内化与程序正义寻求倾向。”

“他主动配合调查、聘请专业顾问、试图重建合规框架。这可以看作是个体在面对制度权威时,试图通过皈依更高规则来重新获得合法性与安全感的策略。”

“而比如,另一位成员罗,则表现出对原有圈子逻辑的维护与对外来者的排斥。”

“其话语中频繁出现我们自己、不能任人摆布等边界标记词汇。但在实际利益和......嗯,某种更大的象征资本展示面前,”李乐想了想,选择了一个更中性的词,“这种排斥迅速让位于现实考量。”

“至于最近一次的圈层群体聚集,”他斟酌着语句,“我作为设计者,观察到的氛围、礼物交换的符号意义、席位安排、谈话的焦点转移,以及.....两位新出现的、携带截然不同资本形态的人物所引发的群体反应差异,都显示原有的、基于同侪奋斗想象的关系模式正在失效。”

“新的互动开始围绕资源可及性、专业权威以及.....某种隐性的等级参照系展开。”

他提到“象征资本展示”和“等级参照系”时,语气有些微的不自然,克里克特听到后,似乎露出一个转瞬即逝的讥笑,也就并未在意,她更关注逻辑链条。

“所以,你的核心论点是,”老太太手中笔点着那页稿子,“这个小型跨国社群,正在从一个相对扁平、以情感和初步利益联结的初级群体,向着一个结构更复杂、权力更集中、规则更外显、且与更大规模经济网络相嵌合的次级群体演变。”

“而推动这一演变的关键动力,并非简单的经济需求,而是危机暴露出的原有联结的脆弱性,以及对更强大制度化力量的依赖与吸附?”

“噎死教授。”李乐点头,心里稍稍松了口气,克里克特准确地概括了他想表达但尚未完全凝练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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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更广义的、处于跨国流动状态中的年轻专业人群体的处境。”

“嗯,你细嗦.....”

“哦,他们试图在移居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与事业基础,但这些建构往往先天不足......当遭遇真实冲击时,会迅速暴露出对体系性力量的依赖,并可能导致原有社群文化的异化或重构......”

等李乐说完,克里克特沉默了片刻,目光重新落回稿纸,办公室里又陷入寂静,只有百叶窗缝隙透进的达尔文效应的光柱中,微尘在无声飞舞。

“材料是生动的,观察也算细致。”她终于再次开口,语气依旧听不出褒贬,“尤其是你注意到了礼物在不同成员间的差异投放所蕴含的符号权力运作,以及座位排序变化对群体心理的微妙影响。”

“当然,这很好,人类学的眼光本该落在这些细微的仪式与物之上。”

“但是,”那个熟悉的、令人心跳加速的转折词又一次出现了,“你的分析,在重构的终点想象上,过于静态了。”

“你似乎预设了一个完成态的新结构。然而,真正的田野中,一切都在流动、协商、充满变数。”

“你提到新介入者,他们自身的关系、动机、与这个小组群的联结方式,都还是黑箱。他们带来的,就一定是制度化力量吗?”

“或许本身也是一种更复杂、更流动的网络化存在?小组群成员对他们的吸附,是单向的依赖,还是某种双向的、各取所需的对接?这里面的能动性,你挖掘得不够。”

老太太抬起眼,盯着李乐,“不要急于给你的田野一个过早的、看似圆满的结论。”

“保持开放,跟踪下去,尤其是注意那些边缘的、看似矛盾的细节。比如,那个表现出排斥情绪的成员,在最终妥协时,其话语的微妙转变,又比如,新介入者之间那些简短、看似随意的交流,可能蕴含着什么信息.....”

李乐认真地听着,快速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关键词。克里克特的批评将他从或许有些得意的模式概括中拉回更复杂、更混沌的田野现实。他确实可能不自觉地简化了那张刚刚开始编织的新网络。

“我明白了,教授。我会持续追踪,并更注意捕捉互动中的模糊性与协商过程。”

克里克特微微颔首,似乎对他的态度还算满意。她将李乐的田野笔记推到了一边,从另一摞文件里抽出一份薄得多的提纲。

“现在,谈谈你交上来的,初步构想的博士论文课题。”

“互联网社交平台对社会网络构建与维持的影响:基于邓巴数的再思考。”

老太太念出标题,眼皮翻了翻,“你想面对社交关系认知上限理论?认为互联网,特别是新兴的社交网站,可能改变了人类维持社会关系的认知与时间成本,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打破或至少拓展了这个生物社会学设定的限制?”

“是的,教授。只是一个初步设想。”李乐坐得更直了些,他知道这才是今天见面的重头戏。

“邓巴数这个模型建立在‘面对面’互动和传统通讯方式的基础上。而即时通讯软件、博客、尤其是今年开始流行起来的、像脸书这类以真实人际关系为基础拓展的社交网站,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互动的频率、广度、以及维持关系的成本。”

他尽量让自己的阐述清晰,“一个在伦敦的学生,可能通过MSN和国内数十个朋友保持即时联系,通过博客分享生活给数百个访客,在脸书上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好友。”

“虽然这些连接的强度和深度各异,但如此规模的社会连接,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而如果,我们进行扩展呢?比如,但一个人的账号拥有几十,百万,上千万的关注者呢?”

“这些网红,或者说意见领袖,他们所带来的社交分层、网络的变化,将是颠覆性的,甚至会影响到社会传统意识,概念,信仰等等各方面的变革......”

“如果有人以此为工具,深刻搅动社会对历史、文化边界和族群认同的认知.....这种影响不仅限于网络争论,是不是还会触及到深层的文化逻辑与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塑造历史认知.....”

“......这不仅仅是通讯工具的变化,更可能涉及个体社会认知图式、情感投入方式、乃至自我呈现策略的调整。”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数字时代重新审视像邓巴数这样的经典人类学、社会学边界.....”

克里克特安静地听着,阳光在她灰白的发髻上移动了微不可察的一小段距离。

“野心不小,”老太太评价道,“但困难也显而易见。”

“首先,方法论。你如何定义和测量稳定社会关系?线上好友的互动频率、情感深度、互惠行为,如何与线下的强关系、弱关系进行比较和对接?传统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如何有效应用于虚拟社区?你需要设计一套混合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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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理论定位。你是在检验邓巴数,还是在探索一种新的、人机交互时代的社会联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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